劳动合同法实施 惊险的跃迁

2008年1月，新<劳动合同法>正式实施。除此以外，环境税还将于今年研究开征，而“刘易斯拐点“的到来已经使“招工难”的现象持续了近四年之久。在环境、资源和劳动力的三重约束下，“中国制造”的整体裂变，已真正拉开大幕。平均利润率维持在8%左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，正站在生死考验的路口。此前一年，受人民币升值、两税合一、出口退税下调等的冲击，仅仅是珠三角的制鞋厂，已有上千家倒闭。号称“世界鞋都“的东莞，正和全中国的制造业一起，体验着转型的痛楚与希望。

　　搬迁?升级?还是转行?企业家们和政府必须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深圳在城市发展方向上的上下求索，是珠三角转型的一个典型例证。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，在土地、水、电等资源约束下，深圳将粗加工业外迁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从而创造出研发与市场“一张皮”的深圳经验。机会也正在来临，创业板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，这将为深圳的创新体系投下一枚“深水动力弹”，从而使深圳的高科技支柱产业获得生生不息之根本。。

　　即便是深圳这样的先行者，企业的外迁历程依然在继续。尽管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在逐步告别全球价值链的低端，加工贸易却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其它二线城市企业的经典盈利模式。“血汗工厂“的指责与去年因质量问题而发生的大规模产品召回，都根源于“中国制造“身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严峻处境。不断加大的生产成本与被采购商残酷压低的出厂价格，使得生存，而不是质量、创新与品牌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。终端的巨型零售商，掌握着第一手海外市场信息的跨国采购商，切合海外消费者最新需求的设计办公室，构成了中国制造厂家极难跨越的生死障碍。这就是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打工者的市场权力结构。

　　也正是由于这种非常不平衡的权力结构，使得作为“中国制造“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，不得不走在搬迁和升级的路上。据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，去年搬离珠三角的鞋企，大约25%迁到越南、印度等国家，50%的企业则迁入了与广东临近的湖南、广西与江西等内陆省份。这其实是一次相当冒险的跃迁。搬去内地，不仅仅要承受高得多的物流成本，更要面临产业配套缺失。与沿海相比，内地的市场环境很可能要略逊一筹，而该征的税却依旧会征，<；劳动合同法>；也不会有沿海与内地之别。即使迁往越南、泰国或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，除了原材料和人工成本要低廉一些，在产业配套与市场环境方面的考验，将更为严峻。